在過去一個多月中，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無疑成為了中國經濟領域的一大熱詞。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到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們從各種角度剖析“新基建”發展前景，“‘新基建’將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提供重要支撐”的觀點已獲得許多人的認可。

事實上，包括5G網絡、人工智能、物聯網建設等在內的“新基建”，不僅是在中國受到重視，近年來，世界各國也都在發力搶占技術高地、加快相關產業布局，準備迎接新一輪的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不謀而合，世界關注新技術

“新基建”有幾個重要的領域，包括5G網絡、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建設等。在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各個領域的技術水平、發展程度也各有不同。

例如在5G網絡方面，目前中國、韓國、美國、日本等位于第一梯隊。其中，韓國在2019年4月率先開始了5G的大規模商用。根據韓國科學技術信息通信部統計，截至今年1月，韓國5G網絡用戶數量超過了490萬。今年1月，全球移動供應商協會(GSA)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球有119個國家和地區的348家運營商正在進行5G投資，包括測試及試用、獲得牌照、部署網絡和啟動服務等。

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目前美國仍位居世界前沿。2016年10月，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提出了美國優先發展的人工智能的戰略方向及相關建議，確定長期投資發展人工智能。2019年6月，新版《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發布，對2016版進行了更新。

數據中心則被看做是促進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的數據中樞和算力載體。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超大規模數據中心總量占全球的40%。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產業與規劃研究所大數據與數字經濟研究部主任工程師王青認為，與美國數據中心服務全球市場不同，中國數據中心主要服務于國內市場。但當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展海外布局，中國數據中心需抓住窗口機遇走向國際化。“中國的數據中心應借東風走向國際市場，為眾多出海和國際企業提供計算設施。”王青說。

除了在不同的技術領域各有側重外，一些國家和地區也提出了類似“新基建”的概念并制定了長期發展規劃。

3月10日，歐盟委員會最新發布了《歐洲新工業戰略》。其中指出，歐盟委員會制定了打造歐洲數字未來戰略，提出了歐洲保持技術與數字主權的舉措，也提出了讓歐洲成為全球數字領導者的愿景。歐洲未來會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加快在人工智能、5G、數據和元數據分析等領域的研究和資金投入;其次，制定公共數據管理框架，允許企業創建、匯集和使用相關數據;另外，盡快開展6G網絡的研究與資金投入，以期成為下一代通信技術的領跑者。

全球目光聚集于“新基建”范疇內的各項技術，并對其發展前景寄予厚望絕非偶然。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鄒蘊涵認為：“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處于低增長態勢。科技研究和創新領域也進入了相對低潮期，革命性的成果尚未批量出現，我們距離徹底改造經濟發展方式乃至普通人生活的新工業革命仍有一定距離。在這個過程中，各國都在積極尋找新工業革命的‘命門’，以期在未來發展中占據主動。”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貿易增長受到嚴重沖擊。在這樣特殊的背景下，近一個多月來，中國從中央層面密集部署“新基建”相關任務，如此的重視程度在世界范圍內獨樹一幟。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陳甬軍指出：“許多國家在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物聯網等技術上的發展，是以企業投資為主，背后主要依靠資本推動。盡管政府可能會有政策上的傾斜、稅收上的優惠等，但仍非一攬子計劃。但在中國，從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直到近期的高層會議，可以看到，中國對‘新基建’有頂層規劃。”

投資“新基建”，中國有底氣

如今，中國按下“新基建”的“加速鍵”。與其他經濟體相比，我們優勢何在?

在陳甬軍看來，頂層政策保證了在“新基建”投資上中國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此外，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帶來巨大的潛力。“比如發展5G，中國人如果大規模用上5G設備，整個產業的規模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陳甬軍說。

鄒蘊涵認為，加強“新基建”是“我們國家在把握世界科技發展新趨勢和自身發展新支撐點基礎上的科學決策”。“過去10年中，中國的科研創新水平穩步提高，實現了從跟跑到并跑再到并跑和領跑并存的轉變，甚至在部分尖端領域實現了重大突破。如果我們想要在未來科技競爭和經濟發展中爭得上游，那就必須從現在開始打基礎，‘新基建’正是發力點。”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的觀點是“放眼全球，中國對發展‘新基建’可謂最為專注”。他認為，盡管受到不少外部干擾甚至蓄意阻撓，中國仍銳意進取，全力破解關鍵短板裝備、基礎零部件、工業軟件等問題。在“新基建”各技術領域的研發投入方面，中國也已達到相當高水平。“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研發人員總量更是穩居全球第一。”章玉貴說，另外，超大規模的應用場景、極具深度的消費潛力以及日益增強的資本對接能力，也是中國“新基建”的底氣所在。

在當前形勢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的沖擊，“新基建”也被賦予了更多責任。鄒蘊涵指出，“新基建”的提出有利于疫情后中國經濟的恢復，更是未雨綢繆為未來發展鋪下的一條路。

而從長遠來看，要發展更高水平的“新基建”，除了需要良好的發展基礎、強勁的發展動力及合適的發展時機外，還要有科學理性的研判。

“對‘新基建’來說，技術的先進性和投資的經濟性二者缺一不可。”陳甬軍具體解釋說：“技術的先進性是指在發展‘新基建’時，要有長遠目光，追求技術的引領地位，以帶動整個產業技術水平的躍升。與此同時，不能忽視市場機制，不能不顧成本、不顧效益、盲目投入，要追求經濟性。”他建議初期“新基建”的項目宜“少而精”地進行。“比如可以在原有的已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合理增加5G、物聯網等技術，讓‘新基建’依附于‘老基建’項目。當顯現收益后，再投入新一輪的項目研發、拓展，形成正向循環。”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周密也認為，探索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絕非簡單的自上而下決策執行，而需要“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相互配合、打出組合拳。“新型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并非割裂和對立關系，二者之間有著密切聯系。技術發展和商業模式創新，為傳統基礎設施效能與作用升級創造了條件。‘新基建’效用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夠更有效促使數據和應用產生更高附加值，促進社會要素資源效率改進和潛能發揮。”

在合作共贏中，提升競爭力

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在“新基建”相關領域發力，這當中自然會有競爭與合作。如何合作共贏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中國多家高新技術企業已在相關領域占據世界一流地位，技術優勢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合作叩開大門。

以5G技術為例，德國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4月，華為擁有的5G標準必要專利名列全球第一。華為、中興、OPPO、中國電信科學研究院加起來擁有的專利達到了全球的36%。

去年5月，英國主要電信運營商之一的EE公司開通5G服務，其部分5G網絡的基礎設施采用了華為的設備。去年10月，華為與馬來西亞電信運營商Maxis正式簽署5G合作合同，華為將提供4G、5G無線設備和服務，幫助Maxis全面建設5G。今年3月，中興通訊宣布成為全球移動供應商協會(GSA)執行成員，并加入全球移動供應商協會董事會。正如該協會總裁喬·巴雷特所說:“關于‘5G競賽’有很多說法，現實情況是，盡管這顯然是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但它同時也是一個高度協作的市場。”

中國搭建的開放合作平臺，為“新基建”相關技術的國際合作提供了支持。

在去年11月舉辦的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不少國外企業帶來了最新的研發成果。高通公司全面展示了自己的5G技術，包括多款采用高通芯片方案的5G手機以及很多垂直行業的5G產品及解決方案。高通方面表示，將以產業合作者的身份，與包括中國合作伙伴在內的產業伙伴攜手推動5G發展。

“新基建”相關技術的創新還需要高校研發的支持。近年來，中國高校與國內外企業的交流合作形式愈加多樣。

今年3月，清華大學與德國博世集團在線簽署合作協議，雙方將共建清華大學——博世機器學習聯合研究中心，在人工智能領域開展為期5年的合作。雙方將整合在機器學習領域的優勢力量，聚焦機器學習的基礎理論和關鍵技術突破，力爭在智能制造等領域產生典型的示范性應用成果。

借助“一帶一路”、亞投行和已有國際合作項目的資源，中國“新基建”的海外發展也迎來機遇。

例如在工業互聯網領域，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院長徐曉蘭就指出，在深掘工業互聯網大數據價值時，“要提升國際合作交流水平，共建合作共贏發展模式”，“以工業設備遠程運維保障為切入口，打造數據要素驅動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的全球價值鏈。打造國際合作示范項目，推進數據技術、標準、園區、人才培養等領域合作的試點示范，培育支持若干個具有示范性、引領性和標志性的合作項目。充分利用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投資機構資源，推進各國工業互聯網大數據產業在基礎支撐、數據服務和融合應用方面的協作，實現互聯互通、共享共贏。”

同時，推進“新基建”也是中國培養人才和吸引海外人才的好時機。

陳甬軍指出：“要創新技術，需要吸引高端人才到中國來。能夠吸引人才前來的首要條件就是有足夠的高端技術崗位。‘新基建’拉動產業升級，自然會創造出高端技術崗位的需求。產業和人才形成互動，將相互促進，最終提升中國高端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關鍵詞： 新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