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數字經濟正成為全球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力量，主要國家對數字經濟日趨重視，并紛紛制定出臺了國家發展戰略。而我國經濟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后，開始轉向中高速發展，并進入升級換擋的關鍵時期。當前，“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已成為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之一。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后，無論是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還是中西部省份，均在數字經濟方面頻頻發力，出臺了相關政策，希望在新一輪競爭中占得先機。其實，這一現象并不讓感到意外，因為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區域經濟乃至城市競爭的關鍵性舉措之一。

如果說數字經濟正在成為激活區域經濟的新動能，那么發展數字經濟則是區域經濟競爭不可回避的“新賽道”。這意味著，未來5~1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各省市在數字經濟方面的戰略布局、政策目標以及落實情況，或將直接影響區域經濟優勢及核心競爭力。

通常來說，各省市的數字產業化能力與傳統經濟實力基本呈現正向關系，即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其數字化能力越強。不過，以貴州省為代表的西部身份，大數據產業異軍突起，讓我們看到了新時代“彎道超車”的可能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地域等綜合因素來看，四川省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取得的寶貴經驗，在全國范圍內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可復制性。近日，筆者專程來到四川省省會成都市進行了調研，有如下幾點感受。

一、耀眼的成績：數字經濟并非“富省的游戲”，西部后發趕超

提到成都，很多人可能會聯想到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這是一部寫于2002年的網絡文學，在天涯總點擊超過10億，暢銷近100萬冊。當時，全國都還沒有“互聯網+文創”的概念，但或許從彼時刻起，成都就已經烙上了“互聯網+”的印記。據今年1月的2020 年數字文創產業(成都)峰會披露，預計成都2019年全年實現文創產業增加值超過1350億元，實現占GDP比重約9%。

最近幾年來，成都以強大的新經濟潛力和實力，領跑1.5線城市。今年5月，財新智庫和BBD聯合發布的《5月萬事達卡財新BBD中國新經濟指數》顯示，成都排名國內城市第二位，排名僅次于北京，令人驚艷。

事實上，成都只是四川省發展數字經濟的靚麗“名片”之一。據了解，四川省一直著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數字經濟已取得跨越式發展。2019年，四川省入選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數字經濟總體規模超1.6萬億元，占GDP比重超過30%，預計到2022年，全省數字經濟總量將達到2萬億元以上。

這些耀眼數據的背后，折射出四川省在數字經濟領域頻頻發力的結果。據筆者了解，電子信息產業是四川全省“5+1”產業的重要內容，四川還是全國四大區域性電子信息產業基地之一，軟件、信息安全、計算機及芯片等信息產業基礎雄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芯、屏、端、軟、智、網”為支撐的電子信息產業體系，實力不容小覷。

其實，西部省份在數字產業化方面，表現出色的不只是四川省。數據表明，貴州省等數字經濟領域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是中西部地區發展數字經濟的典型之一。據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去年底發布的《2019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報告》，貴州省大數據產業發展指數為76，僅次于北京和廣東，位列全國第三位。

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并非“富省的游戲”，目前已經成為西部省份后發趕超的重要抓手。對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曾表示，數字經濟下，東中西部地區完全在一個起跑線上。

二、生動的案例：數字經濟發展的“國企”引領者

或許，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來自一線的企業，其非凡的發展經歷遠比宏觀數據更為生動，更能讓人看清楚西部省份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實戰經驗與不足之處。

為此，筆者近期專程選擇川投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川投信產集團)進行深入調研。該集團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12月的省屬國企，是四川省投資集團全資子公司，也是四川省國資系統首家大型信息產業投資平臺，注冊資本金20億。截至2019年12月，川投信產集團參控宏明電子(國營715廠)、天府大數據研究院、川大智勝系統集成、川投云鏈、智慧華川、天府智鏈等10余家單位，資產規模已達60億元，員工人數超過4000人。

兩年多來，川投信產集團積極發展5G、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熱點領域，布局數字經濟，一批電子政務、信息安全、智慧城市、智慧養老、智慧醫療、供應鏈金融智慧服務、智慧教育項目等正在加快推進。

經過實地考察交流，筆者認為，川投信產集團有以下幾個方面經驗值得借鑒。

1.夯實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經濟的底層技術，引領四川數字經濟發展

數字經濟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各種應用場景，但背后少不了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技術的支撐。

在川投信產集團成員單位中，最讓筆者吃驚的是，有兩本國際期刊《國際信息技術和決策》(SCI)與《數據科學年鑒》，以及一本國家核心期刊《電子元件與材料》，該集團對國際前沿科技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數據作為一種新的要素，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石油”。夯實大數據研究對于川投信產集團在產業數字化領域的投資乃至引領全省數字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為此，該集團在大數據方面做了大量前瞻性布局，例如，其旗下天府大數據國際戰略與技術研究院匯聚了一大批電子信息、大數據、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等領域的國內外頂尖專家，其中既有諾獎得主和圖靈獎得主，還有大批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院士。而在大數據產業項目方面，旗下有川大智勝系統集成有限公司、智慧華川養老(北京)有限公司、天府智鏈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等，還有正在籌劃的四川省大數據交易中心。

川投信產集團高度重視技術創新驅動力。作為成立剛兩年多的集團公司，該集團共擁有高新技術企業6家，取得ISO體系認證、ITSS等各類資質92項，擁有有效專利239個，其中發明專利67個，擁有實用新型專利168個，外觀設計專利4個，已取得著作權證書117個，科技成果22項。華川、智鏈、云鏈等3家新公司相繼啟動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相關工作。新增申報專利19個，計算機軟件著作權10個，商標保護20項。

眾所周知，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更是一家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業務與利潤的源頭。這一方面，川投信產集團一直在默默努力。今年4月，川投信產中標中國移動四川公司2020-2022年DICT信息化服務類集中采購項目包7ICT集采服務(服務模式)，全省政企DICT項目IT部分的系統集成、維保服務，包含但不限于數據采集、應用系統技術支撐、系統集成、運行監控服務等，服務對象省本部及22個市州分公司;5月，川投信產集團所屬四川川投云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川投云鏈)申報的“基于區塊鏈服務的供應鏈金融智慧服務平臺應用技術研究項目”,順利通過成都市科技局技術創新研發項目公示。

2.聚焦優勢產業，重點發展宏明電子，提升四川電子信息產業價值鏈

川投信產集團的企業使命之一，是引領四川“5+1”產業創新融合。為此，該集團立足產業，集中優勢資源，聚焦四川具有較大比較優勢的電子信息產業。2019年5月，該集團并購成都宏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原國營715廠，以下簡稱宏明電子)。后者成立于1958年，是一家以新型電子元器件為主業的大型電子元器件綜合性研發生產企業，是我國電子元器件骨干企業，連續29年榮獲中國電子原件百強企業稱號。

回歸國企懷抱的宏明電子重新煥發生機，此次并購不僅為川投信產集團裝上了電子信息產業的新引擎，對提升四川省電子信息產業價值鏈更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其實，背后的原因很簡單。2019年，四川省電子信息產業共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0259.9億元，同比增長14%，電子信息產業由此成為四川省第一個實現主營業務收入突破萬億元的產業。

筆者調研時，正值川投信產集團并購宏明電子一周年之際。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新回望一年來的種種變化，數據或許最有說服力： 2019年，宏明電子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超過7%，完成了200余項專利申請，取得專利授權45件,榮獲四川企業“技術創新發展能力百強”“發明專利擁有量百強”“研發經費投入百強”，榮獲四川電子科學技術獎二等獎。宏明電子入選國務院國資委“科改示范行動”單位，四川省僅有2家企業入選。

特別是，在電子元器件價格持續下行，行業企業普遍感到較大壓力的情況下，宏明電子實現了逆市增長，經營業績再創新高。2019年，宏明電子營業收入達到18億元,較2018年同比增長20%;利潤總額較2018年同比增長 3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第一季度，宏明電子本部2月實現現價產值同比增長45%，3月實現現價產值同比增長46%，為公司歷史單月產值第三高，發展勢頭強勁。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實體經濟極其艱難的特殊環境下，宏明電子“逆風飛揚”，充分證明其技術優勢和巨大的發展潛力。

從公司發展角度來說，國資入駐有利于加快宏明電子的科技創新+深化改革。一方面，在股權改革方面，其謀求IPO掛牌上市，形成混合所有制和多元化的股權結構;另一方面，在掌控與放權等方面也得到權衡。宏明電子的產品廣泛用于航空航天和軍工領域，對于這類行業進行掌控，可有效維護國家安全，而放權則意味著借助市場的力量，形成更加強大的核心競爭力。

3.布局產業生態，引領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助力實體經濟發展

發展數字經濟的真正要義不只是數字產業本身，而是推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發展，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

筆者注意到，在2019年11月發布的《四川省金融科技學會供應鏈金融實驗室·2019供應鏈金融白皮書》中，由川投信產集團下屬企業川投云鏈打造的撮合拍供應鏈金融智慧服務平臺，被作為優秀案例進行展示推介。截至2020年5月，撮合拍供應鏈金融智慧服務平臺已服務以下主要產業鏈上企業601家，累計撮合票據交易額46億元，為各大中小企業節約融資成本4000余萬元。

供應鏈金融對于盤活四川省民營中小企業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同時也對四川省金融機構的發展提供了更多可能。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信用與經濟主體的交易行為密切相關。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川投云鏈的意義不僅可以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還可以助力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以上案例，只是川投信產集團服務實體經濟的縮影。事實上，該集團較為注重在傳統產業方面的生態化布局，引領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助力實體經濟發展。雖然川投信產集團的業務布局涉及養老、健康、教育等產業，但本質上是產業數字化，這也是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流方向之一，符合時代特征，未來前景可期。例如，川投信產集團旗下智慧華川公司的目標，是打造“一流康養國企”，該公司推出社區養老、居家養老系列服務與數據平臺，結合IOT和大數據治理，已成為智慧康養領域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

三、問題與建議：四招發力，助推行業高質量發展

通過川投信產集團的發展路徑來看，以“國企”發力數字經濟的做法具有現實意義，其值得經驗值得參考借鑒。筆者結合西部省份發展數字經濟存在的問題，談幾點不成熟的建議：

1.集中優勢資源，培育龍頭企業，做大做強1~2家國企是現實選擇

近年來，西部省份雖然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總體來說，大型龍頭企業仍較少。比如，阿里對于浙江，騰訊對于廣東的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這也是西部城市與深圳、杭州等數字經濟發達城市的明顯區別。

理論上來說，騰訊、阿里、京東、美團等民營企業最具市場活力。但西部省份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身優勢，而川投信產集團的案例告訴我們，讓國企發揮特殊作用，可能是西部省份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比較現實的做法。

筆者認為，國企發力數字經濟，在理論上未必是最優選擇，但卻是可行的現實選擇。川投信產集團背靠四川省投資集團公司，除了作為四川省“5+1”戰略的先行者，也是川投集團轉型升級的沖鋒隊。目前，川投信產集團的規模優勢或許還不明顯，而四川省的資源相對分散，不同的國企也紛紛涉足數字經濟，無法快速形成規模效應。為此，筆者建議，該省可集中資源，挑選一兩家有技術實力的國企做大做強，從而形成“拳頭”效應。

值得一提的是，國企體制雖然有著種種優勢，不過也存在顯著的弊端，尤其是在市場競爭中缺乏民企的靈活性和激勵性，反而存在弱勢，然而，國企引導卻又是中西部地區趕超的一個最直接路徑之一。破解這個矛盾，無疑就是要增加機制體制改革，而這個機制體制改革的方向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市場化配置資源的原則，畢竟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含外資)，都是在要同一市場中競爭的，市場化競爭就需要市場化制度來激活國企的內在動力。

除了營運機制的問題，國企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就是對管理層、核心員工、技術人員等激勵不足。而這一兩年，央企及全國多地的國企改革實踐證明，通過混合制改革、員工持股等，對留住核心員工、技術人員、經營管理人員激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筆者建議，中西部省份在一開始設置數字經濟國企的時候，就要注重包括激勵在內的機制體制改革，為想做事的人留足空間，留足核心員工、技術人員等，這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源泉。

2.重視金融生態建設，助力數字經濟快速發展

現代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現代金融不僅僅是銀行信貸，而是多層次金融市場，尤其是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等資本力量，對于數字經濟產業中的新業態、新產業的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筆者在深圳、杭州等金融市場發達的地區調研時發現，類似川投信產集團旗下川投云鏈等優質企業，較早就獲得了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從而在短時間里實現估值達到10億元級別，資本的介入將大大提升管理團隊的激情和創新能力，也能快速培育細分領域的獨角獸企業。可以說，離開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數字經濟產業的業態必然受到影響。筆者注意到，今年6月初，雖然受疫情影響，2020中國數字經濟投融資“云路演”活動在成都成功舉行，這說明四川省充分意識到金融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3.發揮市場化力量，推動體制創新，建立容錯糾錯機制

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將數據要素單列于要素市場化配置。《意見》的發布，吹響了我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號角，有利于探索破除數據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充分發揮數據這一新型要素對其他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在此背景下，無論是川投信產集團還是四川省，乃至全國各地，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期。預計在不遠的將來，各省市區或將掀起數字經濟的新一輪發展浪潮。對此，筆者建議，四川省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化力量，圍繞體制機制創新做文章，實時出臺新的人才激勵政策，保障企業及其管理者的合法權益，建立容錯糾錯機制，鼓勵企業管理者大膽改革，唯有如此，才能推動形成敢想敢干的氛圍，實現數字經濟產業的跨越式發展。

4.重視智庫、人才等建設，補齊西部數字經濟人才短板

人是唯一活的生產要素，也是發展數字經濟最重要的可變動要素。西部地區普遍受到數字經濟產業聚集弱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在長期“孔雀東南飛”的現實背景下，高精尖的技術人才規模不大，也是制約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大短板。

筆者在調研時發現，西部省份在數字經濟的核心人才、領軍人才招聘和留人方面，普遍存在難度。以四川為例，雖然有電子科技大學等技術實力較強的高等學府，但產學研人才的鏈條并未完全打通，不少高校科研人才尚未經過殘酷的市場洗禮，離企業的實際需求尚有不小的差距。而且，盡管擁有國內一流的大學，但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科學家和高層次專家，相對缺乏。

對此，未來，建議通過加強智庫建設、邀請講學等多種形式，彈性獲得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地的領軍人才，善于借智借腦，從而加快四川乃至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步伐。

(盤和林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

關鍵詞： 數字經濟